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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理学问题写一篇论文，告诉他们自己会给他们所有人最高分，这样那些官僚就有东西可以往表格和名单里填了。出乎他意料的是，很多学生来找他提出抗议。他们希望他能给他们设定问题，对他们提问；他们不想自己设定问题，只想把学到的答案写下来。还有一些人坚决反对他给所有人同样的分数。如果这样，擅长学习的人跟那些愚笨的人怎么区分开来呢？学习用功有什么用呢？如果没有能拉开差距的竞争，那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了。
“呃，当然可以。”谢维克苦恼地说道，“如果你们不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别做好了。”
他们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不过还是那么有礼貌。这些男孩子都很讨人喜欢，待人坦诚，彬彬有礼。根据自己以往读到的乌拉斯历史，谢维克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虽然这个词如今已经很少见了——贵族。在封建时代，贵族将自己的后代送入大学，从而赋予大学以高贵的地位。现在，正好颠倒过来：大学赋予人以高贵的地位。他们很自豪地告诉谢维克，伊尤尤恩大学奖学金的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这一点证实了这个机构最为本质的民主性。他说：“你们只是在门上多加了另一把锁，就称之为民主。”他喜欢这些文雅聪明的学生，但是对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很大的热情。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成为理论科学家或应用科学家。对他们而言，从他这里学到的东西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获得事业成功的手段。对他能给予他们的其他东西，他们也许重视，也许并不以为意。
这么一来，除了准备这三门课之外，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其他任务；其余的时间完全归他自行支配。除了二十来岁时在阿比内中央学院度过的那几年之外，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那几年之后，他的社会及个人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费力了。他不仅是一名物理学家，同时还是一个伴侣、一个父亲、一个奥多主义者，最后还成了一名社会改革运动者。在多重身份之下，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烦恼和责任，他都不曾得到任何庇护，也从来不奢望会得到庇护。他没有逃避任何事情的自由，只有去做所有事情的自由。在这里，情形正好相反。跟所有的学生和教授一样，除了自己的脑力工作之外，他什么也不用做，的的确确是什么也不做。有人帮他们铺床，有人给他们打扫房间，学院的各项事务都有人帮他们做好安排，到处都是一片坦途。没有妻子，没有家庭——这里根本就没有女人。大学学生是不允许结婚的。已婚的教授上课期间通常会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周末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