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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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时，我们离开加里市朝芝加哥南部驶去。芝加哥张开它那喷着火焰和浓烟的大嘴吞噬着我们，如同那烟火迷漫的港湾颤抖着迎接回乡的那不勒斯人[1]。
我心里明白，我回来不会有安宁和好日子过。麻烦会相继而来。首先是那位波兰女管家，她总爱在钱上找岔子；其次是我妈，她一定觉得我靠不住；还有西蒙，他一直伺机要跟我算总账。我已准备好听他的骂声，我觉得我这一趟贸然出门确实该骂。当然我也有几句关于电报的话要回敬他。不过，我不打算用激烈的情绪和蛮不讲理的斗嘴来对待这种常有的家庭纠纷。这不同于别的事，而且要棘手得多。
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个新来的陌生波兰妇女，她不会说英语。我以为原来的那个女管家走了，现在这个顶了她的位子。可奇怪的是，这位新来的女人竟在厨房里到处摆满画像，有哀伤的民众，耶稣受难像，还有圣徒像。当然，如果她非要把这些画像放在她干活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反正我妈也看不见。可是还有几个小孩。我心里纳闷，是不是西蒙又让住进来一家人家。然而，从那女人让我干站着来看，我开始明白，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了。一个年龄较大、穿圣海伦教区学校校服的女孩，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她父亲从原来的房主手里买下了全部家具，接收了这套房子。这一定是西蒙干的。
“可是我母亲是不是不住在这儿了？我母亲在哪儿？”
“那位瞎眼的太太？她在楼下的邻居家里。”
克雷道尔家把我妈安置在原来考茨住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一扇安着铁栅的小窗，窗外是一条过道，人们为抄近路常常经过这条小巷猫腰钻过地下砖拱道，或者在这儿停下来撒泡尿。因为我妈只能勉强地分辨出明和暗，不需要看景色，根据这一点来讲，把她安置在这儿不能说是不近人情。由于长年累月在厨房里操劳，她的手掌留下了道道深深的裂痕，一直没能变得柔软平滑。当她抓住我的双手时，我能感觉出这些裂痕。她用比往常更怪的破裂似的嗓音问我：“你听到老奶奶的事了吗？”
“没有，怎么啦？”
“她死了。”
“啊，不知道！”
这真像一支利箭！它冷飕飕地直射进我的心窝，我直不起腰来，也没能挪动一下，弯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死了！想到老太太死了，躺在一口棺材里，埋在地底下，脸被蒙着，沉重的土石压在她身上，她默默无声，这真是太可怕了！一想到这样的暴行，我的心就缩成一团。因为这场争斗一定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