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ha 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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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囚犯（几乎全是政治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普通囚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而逻辑上也的确如此——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秘密警察的防范（奥斯维辛的政治处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他们被迫秘密行动，不仅要提防德国人，也要提防每个人。在奥斯维辛，当我经历的时期，整个集中营帝国95%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个政治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仅仅见证了一件事，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感觉，使我不至于被每天的艰苦劳动所压垮。

大约在1944年5月，我们几乎无害的“卡波”被替换了，新来的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所有的“卡波”都打人，这显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他们或多或少被接受的语言。毕竟，在那永恒的通天塔里，这是唯一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激励工作、警告或惩罚，而在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中，挨打还算是较轻的。但是，新“卡波”打人的方法完全不同，以一种痉挛般的、恶意而任性的方式——打鼻子、踢小腿和生殖器。他打人是为了造成伤害，引起痛苦和羞辱。甚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显然是故意施加痛苦，并非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根据他的主观好恶。他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认为对这类病人应有所宽容，但显然这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不合时宜。我对一位同事，一个克罗地亚犹太共产党员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怎样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只是说：“你看着吧，他的日子长不了。”事实上，那个打人的家伙在一周内就失踪了。但几年后，在幸存者的一次集会上，我发现为集中营“劳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政治犯拥有可怕的权力，可以改动准备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名单中的身份号码。拥有这种能力并愿意利用这种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反抗集中营这台杀人机器的人，超越了“羞耻”——至少，我所说的羞耻，因为他们所感受的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塞瓦迪安（Sivadjan），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定也被同样保护过。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em>Survival in Auschwitz</em>）的“尤利西斯之章”中提到过他。同样在那个聚会上，我发现他曾把炸药带进集中营，试图激起一场可能的起义。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