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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三等车厢被火热的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涅赫柳多夫一直站在外面的刹车台上，没有回到车厢里去。但是在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两排房屋中开出去，才吹来了穿堂风。涅赫柳多夫敞开胸膛，深深地吸了口气。“对，他们是被害死的，”他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这句话，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今天看到的一幕幕情景，第二个死去的犯人的漂亮的面庞、含笑的嘴唇、神情庄严的前额、头皮刮得发青的头颅和头颅下边端正的耳朵，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然而，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谁害死了他，但他的确是被害死的。他也跟别的犯人一样，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不过例行公事，在一张印好的文件上用歪歪扭扭的花体字签上自己的大名，往下一发了事，当然不会考虑自己应负什么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加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病人挑出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气会这样热，把他们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又是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至于典狱长呢？……他不过执行上司命令，某月某日将多少名男女苦役犯、流放犯押解到某地。押解官同样也没有过错。他的职责只是就地查收人数，然后到了某地再把犯人如数交出去。他按照惯例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万万没有料到，像涅赫柳多夫见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犯人会支持不住，中暑而死。谁都没有责任，可是人的的确确被害死了，而且正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亡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这种事所以会发生，”涅赫柳多夫想，“就是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如今的世风无须人与人之间保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是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考虑二十次：这样热的天气，这样多的人挤在一起，赶他们上路，行吗？即使上了路，中途也会停下来休息二十次，要是看到有人体力不支，喘着粗气，也会把他们从队伍里叫出来，让他们到阴凉处喝口水，休息片刻。要是发生了不幸，也总会表现出一点恻隐之心。现在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一向把官职和恪守职责置于人际关系的准则之上。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涅赫柳多夫想。“只要承认世界上有比爱心更加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