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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一本《奉新张忠武公（勋）哀挽录》，可谓同道者的封神榜。当然，其中也不乏民国要人笔墨，读之颇有堂奥。
对于那些在清末早有人望的赵尔巽、温肃、吕海寰、绍英等遗老，他们首先已经意识到自己向往的故国不复存在，但对于张勋的评价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温肃与张勋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人物，复辟前曾经与张勋的乡贤胡思敬专门到过徐州拜见这位辫帅，寄望甚高。张勋之死使他深深体会到“公存国与存，公去事可知”的悲切。清亡后，吕海寰在津沪当寓公，与张勋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来，辫帅“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把张勋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辫帅之死的孤鸿悲雁们的共同文化心态，这不仅仅因为张勋与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简单附会，而是他们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具有共同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情怀。
对于那些从清朝旧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民国权贵，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忌讳与张辫帅挂上钩、沾上边，因为辫帅复辟几乎置民国于覆灭，是民国共和的罪人，谁愿掉进这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然而，人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人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满清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
就旁观者来看，辫帅之死，显然使人们极为容易联想到民国与清王朝的对比。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局，挂的是共和的羊头，卖的军阀独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丑恶比比皆是。想想有一个皇帝撑着天下的好处，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荡“皇恩”，在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兴许对王权时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恋与怀旧。王雨辰的挽联在一定意义上就刻画了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期存在于民众中间的矛盾心理：“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当然，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都不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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