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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进程的推动者，时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arck）。对于俾斯麦的真正动机，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一部分认为，俾斯麦真的制定有一份宏伟计划，将1866年诞生的北德意志邦联扩张至吞并南部的德意志邦国以达成一统；而另一部分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俾斯麦原本并无统一计划，他纯粹只是寻求扩充普鲁士王国的势力范围。但不管怎么说，俾斯麦所引领的现实政治，即以国家利益作为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作为国家强弱的评判尺度，再加上当时的客观环境（包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彻底影响了19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走向，也恰好顺应了民众在长期遭受丹麦和法国欺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所抱有的期望。
由于林宏和中国的强势崛起，虽然没有改变大势，但凭借中国提供的先进武器和各类军械以及中国教官的先进战法训练，1864年在普丹战争中（历史上是普奥联军，但现在普鲁士有足够的实力）起初，丹麦试图倚仗在维京时代修筑起的地面防御工事，但事后证明这些工事在散兵线和覆盖式的炮击下毫无作用。丹麦完全抵抗不了普鲁士军队，同时又指望不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任何支援（由于此次丹麦属明显违反国际条约）。而普鲁士军队配备了中国提供的首款旋转后拉式手动枪机的来福枪（帝国40式的德国版）。使得普鲁士士兵可以在卧倒匍匐时射击和填装子弹，且一次就能填装五发，与普军相比，丹麦士兵使用的依然是老式火枪，填装子弹时人必须站立起来，竖直枪管后子弹由枪口塞入，且只能填一发打一枪。普丹战争最终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于1864年10月30日签署的维也纳和约中，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则由普鲁士管辖（历史上石勒苏益格交由普鲁士管辖，由奥地利管辖荷尔斯泰因）。
当然也正是这场战争，引发了奥地利的不满，普鲁士撇开奥地利代表德意志对丹麦的行动让普奥关系降到了冰点。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中国在这背后的友谊是不能忽视的，从普丹战争开始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中国资本就一直在吸纳普鲁士发行的德意志统一债券，普鲁士现在基本不用为战争的经费而苦恼。
普鲁士为了发动这场战争，作了周密准备：改组军队并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争取俄国和法国保持中立。普鲁士军队实行普遍征兵制，在战斗训练方面优于募兵制的奥军。经济上，普鲁士也胜过奥地利：工业发达，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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