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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改成了两季各20%，也就是全年高达40%。甚至很多官员还把这个数值定得更高，达到民间借贷100%利息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基本上也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没办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户自愿、哪些是被强制摊派的。
官员们强制摊派后，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
而且，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
从动机上来看，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
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旦考核，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暗中提高利息，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
那么能不能改变考核标准呢？不单纯以收益为标准，而是综合法条执行的准确度、民众口碑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这显然又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没意义。
因为哪怕定1%的利息，官员们也总有办法给它提高到100%，而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王文川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楚歌思前想后，决定才用更果决的措施。
“既然不管利息降到多低、都有可能被这些官员给暗中抬起来，那我干脆强制规定，发放无息借贷！
“这么做，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没有了利息，官员们就没办法明目张胆地收取利息，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些官员‘唱歪经’，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民乱，也不至于产生让王文川罢相的负面舆论。
“第二，很多旧党弹劾王文川，说他‘与民争利’。不管利息定多少，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与民争利’。那我直接用无息贷款，总不是‘与民争利’了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救济性质的100%的善政。执行如何暂且不论，至少在道义上站住了脚。
“第三，虽说无息贷款没赚头，但如果青苗法真的能顺利施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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