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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0世纪</h3>
“伏尔泰曾说：‘所有的欧洲战争都是内战。’在20世纪，他的这个公式可以套用到全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因为通信的便利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所有的战斗都是公民间的战斗，不仅如此，还是兄弟间的战争。”[1]这些话来自海梅·托雷斯·博德（Jaime Torres Bodet，1902—1974），他是墨西哥学者、诗人和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担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第二任总干事。他于1949年说了上面这些话，当时，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刚成立不久，紧随1947—1948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印度独立和分治，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第一次阿以冲突，还有《世界人权宣言》的公布，加上中国的革命，以及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涌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是一个关键性时期，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流亡政治学学者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1904—1962）称之为“革命的时代”和“国际的内战”。[2]
1949年10月24日，托雷斯·博德在巴黎的联合国日庆典上做的演讲，标题和内容都是“我们为什么而战”，这并非指4年前结束的全球军事战斗，而是另外的斗争——为和平而战。在这个场合，博德对于内战的情感要比他的学问更加饱满。尽管伏尔泰曾有过著名的论断，说欧洲“是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被分割成了几个国家”，“它们都有共同的公共法律和政治上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知”，但是他并没有将此观点引申开来，认为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内战。[3]这一步是由伏尔泰的前人、温文儒雅的法国大主教和政治评论家弗朗索瓦·芬奈伦（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迈出的。在他给一位年轻王子的著名建议《死亡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1712）中，他借书中角色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和平主义论点，建立在普遍人性的世界性原则之上：
<blockquote>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是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伤害；一场战争耗时越久，就越有杀伤力；因此，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斗争，要比一些家庭反抗共和国要糟糕得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参与到战争中去，除非是最不得已的极端情况，那么我们只有起来击退敌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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