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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
如果说内战还没有过时，那么它也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没有被规范。不同的时代对于许多其他现象都有着系统化的方法，而对内战的思考没能跟上这个节奏。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之间，由革命的内战所引起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理论缺乏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司法方面，需要建立一个框架对它进行规范并使之文明化。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内战主要是历史学家和诗人在书写，而没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7]内战对战争最基本的定义也形成了一些挑战，因为现代战争的定义是发生在已经建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而非发生在其内部的冲突。让——雅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1762）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定义：“战争……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都只能有另外的国家，而不是个人，作为它的敌人。”换句话说，个人无法成为国家的敌人，“因为他们仅仅是碰巧成为敌人，在战争中，他们不是作为个人，也不是公民，而是作为士兵”。[8]在这种观点下，内战根本不能算是“战争”，因为交战方并不仅限于国家，作战者也不都是士兵，他们是受最高权力命令的合法战斗者。
关于现代战争的最伟大著作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然而这本书中从没提到内战。[9]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没有一本关于战争、战略的书是以“论内战”为题的，甚至没有可以和毛泽东或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关于游击队的论述相提并论的。[10]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理论方面的当代对手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他是一位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过的瑞士军官，他确实承认内战和宗教战争的存在。但是他又说：“要给这样的战争写下一些信条是荒谬的。”这是因为他视这些战争为“观念”的战争，或者说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样的战争要比政策导致的战争更具破坏性和残酷性，因为它们更不理性。[11]这样的倾向使得《日内瓦公约》（1864）无法适用于内战：“毫无疑问，国际法并不适用于内战”，一位公约的起草者，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在1870年如是说。[12]林肯和利伯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去做约米尼和穆瓦尼耶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通过将国际法应用于内战，为内战中的行为建立一些信条和准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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