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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吉伯林派（Guelphs and Ghibellines）的战争，还有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小党派发起的战争”。他又接着说，内战还可以包括“暴动和革命”，特别是当这类冲突中涉及不同派别的争夺或者意图改朝换代时——这也是我早先提到的“超分裂主义”内战。但是，“单纯的叛乱分子……被视为这条准则的例外。因为每个政府都会以自己的法律来对待反抗其权威的人”。用全套的国际法保护叛乱组织，承认它们的合法主权，“既不公正，又会侮辱叛乱者所反抗的原国家”。[40]因此，根据哈勒克的观点，叛乱和内战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在美国的1861年和1863年及其以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到底是一场叛乱还是一场内战？
不同观点的冲突不仅对政治人物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军事指挥者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联邦军队方面。联邦军应当采用怎样的战争原则来对待叛乱者？战争法是否适用？那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暗示，即这场战争确实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样一场非常规的冲突，是否可能有战斗法则来对其进行约束？如果一方视另一方为叛乱者或造反者，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不法分子？他们的行为应该有所限制吗？而且，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1861年，林肯的另一位顾问，来自马里兰州的反分裂者和宣传册设计者安娜·艾拉·卡罗尔（Anna Ella Carroll，1815—1894）以瓦特尔的观点反驳了上述这些问题：“这是一场内战，因此政府将会调动一切宪法所允许的力量来征服暴动的武装力量。不过，虽然它可以使用一切权力，但同时也有责任观察现有对待战争的方式。因为谨慎和人性的信条适用于其他战争，也适用于内战。”[41]
最高法院对战利品案的判决，最后的投票是5∶4，他们的观点存在深刻的分歧。这打开了定义内战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法律大门，比如什么是叛乱和暴动，同时将“战争的惯例”适用于当前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对定义内战的首次尝试，以回应几个世纪以来的争论和困惑。并非巧合，哈勒克是积极寻找律师定义内战的发起者，他本人是一位国际法律师和军队将领。受他雇用来从事这项细微工作的人就是弗朗西斯·利伯，此人对内战的法学意义思考之深和时间之长，可能胜过同时期的任何人。可惜，即使是他也觉得这个责任太过重大，也许结果仅是徒增困惑罢了。
利伯参加过滑铁卢战役（他被留在战场上等死），在移民美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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