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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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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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