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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运动才实现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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