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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本账很杂,尤其是站在朝廷层面,任何一处细小疏忽,都很有可能会造成较大损失。
特别是在万历朝初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谋改,使得白银成为正赋,百姓上缴国税须事先统一兑换成白银,财政制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客观上确立明朝金融的“银本位”制。
法是好法。
不过大明并非一个产银很多的国家,白银作为本位货币,只用于缴赋、大宗买卖、中外贸易中,日常货币流通仍以铜制钱为主,没有解决金银铜的供需问题,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将金融命脉交于他人之手。
而随着张居正的身死,轰轰烈烈的一条鞭法谋改,即在政治层面被否定掉了,这导致更严峻的问题,大明的财政制度混淆了,一些政策延续了,一些政策推翻了,继而使得经济乱套了。
更为麻烦的一点,大明内部经济秩序乱了,外部环境也开始恶化,欧罗巴爆发严峻的贸易危机,中亚海上贸易萎缩,西班牙荷兰日本相继限制贸易,这一系列的外在变故,导致流入大明的白银逐步削减。
而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从万历朝后期,泰昌朝,天启朝这段特殊时期,逐步出现并形成既定事实的。
由此也悄然加剧了大明经济的危机。
该时期下大明出现白银短缺造成了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本位货币流通减少又导致了通货紧缩,看似矛盾的对立关系,却又真实发生在大明治下。
“这个窖藏观念不能设法扭转,哪怕是在北直隶境大规模兴工,只怕大明的金融体系想逐步构建,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西苑。
看完王升呈递的密奏,朱由校的心情很沉重,他在思索着大明今后要走的路,究竟要怎样平稳的走下去。
为何说朱由校接手的大明,是一堆乱摊子呢,根源就在于大明的文官群体治理国家的理念,是小农经济下的固有思维,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大明怎样,而对大明以外的因素从不考虑。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大明文官群体的背后,往往还代表着广大的所谓士绅、士大夫利益,这其中还掺杂有别的群体。
比如勋贵,比如权贵,比如宗藩,比如海商,比如商贾……
恰恰是了解这些的朱由校,还是挺佩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明确和推行,固然有它特有的局限性,但是敢站在那么多人的对立面,去触碰很多的禁区,哪怕被很多人骂,被很多人排斥,张居正依旧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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