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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 )时不幸失火,导致1 500人丧生;或是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词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致于斯,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谁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不断提高的了。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唯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遭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穆斯林、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