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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件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然而却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地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以求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寻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学家却越来越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其工作简化一点儿。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有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其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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