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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自身及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正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 )那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 ,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农民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入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体育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越来越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不是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y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的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16]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