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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其他民族不拒绝接受官方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民族拒绝接受呢?毕竟,对于小农来说(而且对于其子女来说更甚),成为一个法国人有相当多的好处。事实上,任何人除他们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以外能学会另一种主要的文化和升迁用语,都可带来不少好处。1910年时,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1900年以后他们来到美国时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9] 有70%已成为会说英文的美国公民,虽然他们显然不想停止说德语,也不曾放弃德国式的感情。[10] (平心而论,很少有几个州真的尝试干涉少数语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领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国家民族”的公开优势挑战即可。)除了宗教、诗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方语言很可能无法与官方语言竞争。虽然今日我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是在那个进步的世纪,的确曾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威尔士人,承认他们古老的凯尔特语地位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为它实行安乐死。(这个名词是1847年在国会讨论威尔士教育的委员会上,一个作证的威尔士人说的。)当时有许多人不仅选择由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也选择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而这样的迁移很可能意味着国籍的改变,至少是语言的改变。中欧充斥着拥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充斥着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译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马扎尔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充满流动性的时代,美国和英语并非唯一发出公开邀请的国家和语言。而乐于接受这种邀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事实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认其渊源时。在19世纪大半时期,“同化”(assimilation)绝不是一个坏字眼,它是许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产阶级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绝“同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允许成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员。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殖民地的原住民精英,他们被施以其主子的语言文化教育,以便代表欧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欧洲人显然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西方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达其要求的具体语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识分子用荷兰文写道:为什么荷兰人期望印尼人庆祝荷兰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纪念?如果他是一个荷兰人,“我不会在一个其人民独立被窃走的国家,张罗独立庆典。”[11]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种极端情形,因为从一开始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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