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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难道都得了集体妄想症吗？认为这是个“大萧条”时期实在挺荒谬的，甚至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有些言过其实。并不是所有深思熟虑的保守人士都和韦尔斯（Wells）持同样看法，他说他已感觉到野蛮人正在整军待发的威胁，这次他们将来自内部，而非如古代那样从外入侵，他们想要攻击当前的社会组织，甚至文明持续性本身。[5] 但是，还是有人认同韦尔斯的感受，遑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下崩溃。这个不景气的时代似乎显示出这些矛盾。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弊病，那么19世纪80年代文学和哲学中的那种悲观调子（参见第四章以及第十章），便无法完全解释。
经济学家和商人所担忧的，是未来的经济学宗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种长期的“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6] 简而言之，在19世纪70年代公认的剧烈崩溃之后（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二章），当时的问题不是生产而是利润。
农业是这次利润下降最显著的受害者，事实上，农业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气的经济地带，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情绪更是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前几十年间产量激增的农业产品（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充斥整个世界市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保护下，多数市场仍能抗御大量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农产品的价格在欧洲农业以及海外出口的经济当中，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暴跌。1894年时，小麦的价格只有1867年的1/3多一点儿，对于购买者而言，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对农民和农业雇工来说，却是灾难。当时，农民和农业雇工仍占工业国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只有英国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区，同时发生的天灾，更使情况雪上加霜。譬如说，1872年开始的葡萄虫传染病，使法国水果酒的产量在1875—1889年间减少了2/3。对任何牵涉世界市场的国家中的农民而言，这不景气的几十年都不是好过的日子。农民的反应随其国家财富和政治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选民的骚动一直到反叛都有，当然还包括因饥荒而造成的死亡（比如1891—1892年俄国的情形）。19世纪90年代横扫美国的平民党（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麦产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间，在爱尔兰、西班牙、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