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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对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烈，根本无法压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行动，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决策，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吧，但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人们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无休止的战争记忆犹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人民最想要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试图对欧洲版图重新划分，并想以此来保证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是因为他们用心险恶。总的说来，他们是沉湎于对平静的青年时代的幸福日子的回忆中的守旧派，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的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这是一种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人民必须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方面，他显得极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宣扬这样一种新理论：“民族性既不是一个政治边界问题，也不是圆颅骨或阔鼻梁的问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情感问题。”在他们教育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很快，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并在封建城堡的废墟下发现他们伟大种族的遗骸，并认为自己是他们软弱的后裔。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充满伟大历史发现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结果在每一个国家都引发了对自己古老祖国新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之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对他们祖先的荣誉和声望坚信不疑。
可维也纳会议没有打算感情用事。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他危险的“法国思想”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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