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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反抗拿破仑统治的热情渐渐平息，当人们对“维护和平与稳定”背后的巨大阴谋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扬言要举行暴动。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能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革命的思想导致拿破仑犯下篡夺王位的罪行”。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将那些所谓的“法国思想”的拥护者们消灭干净，这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16世纪的教皇和19世纪初的欧洲国王或首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臣民，如果谁胆敢质疑这一神圣权力，就会被视为“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完成得更加出色。1815年至1860年这段时间，是政治密探大显身手的时代。间谍无孔不入。他们出入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最下层的低级酒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市政公园里人们的闲谈。他们监视着海关和边境，以免那些没有正常签证的人离境。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任何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都不允许带进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大学礼堂里，如果哪位教授说了一句反对当局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以防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在是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大革命期间，教会吃尽了苦头。它的财产被没收，一些教士被杀。所以，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的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在理性的祭坛旁翩翩起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准备复仇。
甚至耶稣会也于1814年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他们打击教会敌人的做法未免太过火了。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建立“行政区”，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经常干预当局的内部事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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