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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询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透了。
他们随即被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留下妻子和儿女，全要依靠邻居们的好心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一大批真挚地想消除许多社会流弊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蔼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涤除了。今天，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康德教导说，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这种理论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恶名远播，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狼藉，因为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乐曲。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消失不在了，整个世界都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活跃的学术时代，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镇集市上那些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并指挥演奏的最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沃土作为他们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在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之后就全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国翻版，在这个统治者看来，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毫无意义。虽然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散得无药可救。不过呢，这倒使他的帝国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二世被选为皇帝，政策发生变化的事就发生了。他当选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众多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狂热的爆发中曾发誓，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公元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国教和唯一信仰的宗教。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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