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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
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谬误”思想的传播还轻而易举。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即使由国会其他全部议员都支持的法律。
没过多长时间，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推行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地倾向于另一种理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理念。
随着这一发现，出现了对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进行的非神圣的掠夺，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一直靠这种“间歇”拖延人们的思维时间。在这期间，所有权力机构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机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这些教堂遍布全国各地。
当然，新教长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最后又使农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于是乎，波兰再一次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16世纪后半期，波兰当局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人们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迫害再洗礼教徒时，幸存者自然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沿岸。就在这时，布兰德拉塔医师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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