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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者而非死者”的人们。
拉伯雷医生属于“肯定”派的人。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向往过墓园。这在当时无疑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总不能全部都去做掘墓人。这世上应该有些乐天派，如果世界上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岂不是非常可怕？！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写的书中遗漏的少数细节，在他的敌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生平足迹。
拉伯雷属于紧随伊拉斯谟的那一代人，不过他降生时世界仍然在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的控制之中。他生于芝农，他的父亲要么是药剂商，要么是售酒贩（在15世纪这可是不同的职业）。老人家家道富裕，完全有能力送儿子上个好学校。在学校里，年轻的弗朗西斯·拉伯雷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裔，这些男孩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一点儿天才，很擅长写作，偶尔也很能打仗。他们都老于世故——这个词常被误解，在这里用于褒义。他们都是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担任数不清的公职，当上主教、枢机或者大使，翻译经典，编辑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贵族该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时，一个头衔会让人陷入除了义务和职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的生活。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是他们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唐突而率直的年轻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精通拉丁文而又懂点医术的人做秘书。
这些可不是什么琐碎细节。不止一次了，每当这位博学的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时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愤怒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做自己人，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讽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讽刺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深为失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当然要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派和旧学，在其权威受到质疑时绝不容情。而且，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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