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关于明朝亡于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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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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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

马兵三万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

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在当时民间困难重重时，要筹集这样一笔庞大的军饷，办法只有让皇帝、亲王、勋戚和大官地主拿出银子来。

然而此路不通，皇帝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

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

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

崇祯没钱，皇帝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贫苦农民和军户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

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

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

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

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

皇帝急于把流民起义镇压下去，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便是改因粮为均输。

后人评价此策无异于“饮鸩止渴！相当于在一个病危体弱的人身上下了一计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