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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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