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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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意识到两个白人少女，议员和法官（他们的工作甚至就是评判像他们那样的黑人）的女儿们在那里时，当他们想到如果警察局长和他的人听到风声，会对他们进行怎样的报复时……她们什么不会说呢？显然会说她们被强奸了，被迫喝酒，最后，反正是被迫。这些有钱的白人小女孩，像巫婆一样，为了在他们执法的父亲眼里撇清责任，她们什么不会说呢？

姑妈在20秒的时间里，用三句话就把政策告诉了我。应该承认，我不喜欢这样。塔卢拉赫同样也不喜欢。因为小咖啡馆的走廊里人太多，听不清音乐，看不见跳舞，我们是很放肆，但并不想犯罪，不想惹事。人们在那里挺好的，在那里跳舞。

跳舞可没罪。

司各特在追我的时候，送了我一把蓝色的鸵鸟毛扇子，我一直留在身边，即使是在转院期间。扇子虽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却一直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一个手提箱的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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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公共汽车上，在酒吧里，在爵士乐夜总会里，我碰到了许多黑人（在这里，人们都称他们为“有色人种”，我所属的亚拉巴马贵族也这样说），这些黑人很自由，并没有与白人隔离，他们笑得很单纯。尽管他们很干净，比我们国家的有色人种干净一百倍，当他们敞开上衣或卷起他们一尘不染的衬衣袖子时，我有时还是会感到头晕，因为那时我仿佛又看见了我的姑妈保姆……总之，不是她本人，而是小女孩时期的姑妈……那么温柔，那么有教养，她在马厩里干活，把小小的我抱到花斑马的马背上。有时，我故意从马鞍上掉下来，想落到她的手臂上。在她的手臂上，非常，非常，非常痛。因为太温柔所以很痛，我想是这样。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回想起她的白裙子时（裙子上的黑点像是用一种细笔蘸墨画上去的），那匹双人小马——对我来说是一匹大马——想跟我们说些什么。

1920年我离开家里的那天，司各特到车站里来接我——那天，我的王子把我抢走了——母亲变成了陌生人，她一脸厌恶的样子，在阳台上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最后，她终于在我的头发上看见了姑妈……编织的栀子花环：“当然……你只缺梳个黑人的发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