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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佛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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