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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隋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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