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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我跟着董建出了操场，绕过几栋楼到了事服中心。
“喏，”他指着楼道旁的十多箱水，“去搬吧。”
我一见就皱了眉：“这么多，我搬不完。”
“你刚才在休息，这些水都是我们搬回来的，”董建说得理所当然，“你不能总不干事吧？”
“可是这么多箱水——”
董建打断我：“别说那么多，就说能不能干，你要干不了我去和老师说，你就别来学生会了。”
我好声好气地说：“不是不能做，是这个工作量超过了一个人能完成的度。”
“你不是关系硬吗？”董建阴阳怪气，“找人来帮忙呗。”
我这才听明白，他这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皱着眉说。
“快搬吧，别废话了，大家等着喝呢。”董建轻飘飘地甩下这句话，也不管我，径直离开了，留我一人对着这十多箱水叹气。
外面是四十度高温和正在军训的口干舌燥的大一新生，现在左看右看只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去抬这十几箱水也没人了。
我又轻叹一声，弯腰开始抬第一箱水。
现在是下午两点，日头最毒的时候，来来回回搬完这十几箱水后我只觉更加难受，头晕胸闷，等搬完最后一箱水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我站在树荫下，汗液蒸发带来的凉意让我打了个冷颤。
之后我跟着大家接着训练，难受是难受，不过还能坚持下去，但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
我对自己怎么烧起来的记不太清，还是张一凯发现我的不对劲，和其他两个室友一起把我送到了学校的夜间急诊。
我烧得迷迷糊糊，任由医生在我手背上扎了针，冰凉的液体顺着针头流进身体，浑身的难受也压了下去，最后扛不住睡意，沉沉地睡了过去。
次日醒来时手上的针已经被拔掉了，病房里摆了好几张床，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学校的医院管理比较松，我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一个护士。
她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说了句没有，又问了声自己为什么会发烧。
“你有点中暑，晚上应该还吹了冷风，一下着了凉。”护士把医疗垃圾收走，“昨晚你辅导员还跟着来了呢。”
我愣了下：“辅导员也来了吗？”
护士点点头：“怕你有什么抗生素过敏之类的，把你们辅导员叫来了，让他给你家长打了个电话问情况。”
